一九五五年二月的傍晚，西苑灯火尚未点亮，抱着一卷新临的碑面草图走进工字厅。火盆边，彭真已经等候多时。见她进门，他压低声音说：“碑文还缺一位落墨的人选。”这句话像一粒火星，瞬间点燃了此刻之后的全部讨论。
林徽因并不急于作答，她转身把图纸平铺在长案上。纸上那座高耸的石碑静静矗立，似在无声地催促众人尽快给它注入灵魂。谁来写？谁写得起？桌旁两人沉默良久。忽然，彭真轻轻敲了敲桌面：“周总理一笔好字。”简短一句，为难题找到了方向。
谈到字，人们常先想到毛泽东的大气磅礴。事实上，毛主席早已决定亲书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八字，他那苍劲的行草与碑心空阔最相衬。不过，通篇一百五十字的正文讲究端庄、平稳、分寸得当，用惯豪放笔势的主席未必方便铺陈。于是，“请周总理试试”这一念头，不断在两位设计师脑中回响。
话题先从字说开，却不妨先倒带。回到一九四六年，延安宝塔山的灯光下，毛主席对周恩来说起：“将来有朝一日，我们要在首都竖起一座纪念碑，写上英雄们的名字，让后人记得他们。”这句心声，随着解放战争的枪声一路南下，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化作现实的蓝图。
当年的中国，没有现成范本。最初，专家组有人建议仿照美国华盛顿纪念碑，做成空心塔。梁思成只看了一眼，便摇头：“这是中国人的纪念，骨子里要有中国味。”他和林徽因连夜翻遍宋、元石阑、读遍经纬营造尺牍，决意用实心方塔的思路，辅以云台与须弥座，稳重又含蓄。
毛主席也给出提示：先去颐和园昆明湖看看那座碑。石质浑厚，线脚古朴，主次清晰。几位建筑师结合传统做法，将底座改为三层须弥座，上收下展，既稳，又有“基业长青”之意。方案至此定稿，却还有一件头疼事——找石材。
同年春天，工程队携样本走遍太行、庐山与齐鲁丘陵，直到青岛浮山。那里的花岗岩颜色素净、硬度极高，微风化，且有足够巨大的整块裸露岩体。三米多厚的岩层被切割成块，海运北上。八百余里海路波涛里翻滚，这几块“活化石”终在天津塘沽码头靠岸，随后辗转运抵天安门广场。
巨石入场那天，林徽因扶着车厢边缘，久久无语。对她而言，这不仅是建筑材料，更像一页写满亲人姓名的史册——弟弟林桓殉国长空，叔父林觉民血洒黄花岗，她把全部热情和敬意都倾注在这块石头上，希望让万千烈士与己亲人同在碑中得以“并肩站立”。
石有了，字却不能迟。周恩来收到彭真的来信，仅说了一句：“应当写。”从此，夜深人静的灯光常在香山双清别墅亮起。他把那一百五十字在宣纸上复写十余遍，仔细掂量每个偏旁在石面上的呼吸。两个月后，最满意的一张稿纸递到雕塑家刘开渠案前。刘开渠惊叹：“总理，这不是写字，是在凿石啊！”
字要放大到七尺高，怎么确保笔锋不走形？负责人想出“缩尺放样”法：先在透明胶片上描摹，投影放大，再用银粉勾勒，最后镀金。昼夜施工，钢凿敲击声与广场晨钟声交替，八字鎏金，竖立在万众瞩目之处，闪耀着太阳的第一缕光。
与此同时，纪念碑基座四面浮雕也进入冲刺。刘开渠挑选的主题起自《虎门销烟》，终到《胜利会师》，跨度百余年。为了避免人物呆板，十几位解放军战士、老工人、学生被请到工棚，披上道具，持枪高呼口号，让雕塑家们现场速写。泥模定型后，石匠循线落锤，敲出一百七十二个鲜活身姿。毛主席看过样稿，只留下普通百姓的面孔，他指着那群手握锄头与步枪的农民说：“真正的英雄就在这里。”
再说到浮雕花纹。起初，林徽因钟情南洋木棉，花型热烈，可她查到木棉并非中国原生，略一犹豫，便转为牡丹、荷与菊。牡丹象征富贵，荷象征清廉，菊寓意高洁，三者环抱碑身，如同历史、现实与未来交错生长。
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春风拂面。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竣工，高三十七点九四米，重近万吨，十万余人齐聚广场。毛主席站在台基前，抬头仰望自己亲书的八个大字，神情凝重。那一刻，没有掌声，只有风吹国旗的低吟，仿佛千千万万英雄的心跳。
从最早的设想，到青岛采石、北京奠基，再到镌刻金字、完工揭幕，前后九年，环节繁琐得像一部厚重的史书。可正因这份严谨，才成就了今天矗立在长安街心脏的一座永恒丰碑。人们匆匆而过，总会抬头望一眼，那巍峨的花岗岩在阳光下闪着细微晶光，似在无声提醒：这片土地的安宁由何而来，未来又该如何守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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